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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历时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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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关键词:报告文学 文体特性 政治制导 真实性 文学性 文化批判性
    论文摘要:历时性考察中国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的形成、变异和发展,可以见出报告文学文体特性由一些基本元紊组成一定结构,其内涵在发展中相继呈现,其中有深化和丰富,也有异化和扭曲,似乎完成了一个“正一反一合”的过程。政治制导是报告文学丈体特性发生偏离的最主要的原因。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成型的文体,其文体特性是什么?历时性地考察,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差异去领略这种文体的变化和发展,从而辩证地理解和掌握这一基本问题。
    一、1930年代的代表性观点
    (一)胡风:报告文学是杂文的姊妹。
    胡风于1935年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速写及其他》的短论。有论者认为这是一篇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理论由译介转述走向独立研究的重要论文,“有的是论者对报告文学新文体的独特理解和阐释”m。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把报告文学称之为“速写”,“‘速写’为什么能够发达得这样快呢?说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处在非常穷困和忙乱的境况里面,这种文体最和他们相应。”“十几年来剧激的社会变动所掀起的瞬息万变的波纹,使作家除了在较大的规模上创造综合的典型外,还不能不时用特殊的形式来表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解剖和态度,运用他的锐敏的锋芒和一切的麻木混浊相抗。”胡风把报告文学与现代杂文相比较,认为它们是“姊妹”。“姊妹”当然有相像的地方,它们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产生于“剧激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是“战斗的文艺体裁(genre)" ,“更生动更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是两者共同的社会职能。他认为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fuuilleton)",而速写(报告文学)“是一种文艺性的纪事( sketch)"。两者“不同的是,‘杂文’是由论理的侧面来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甚至能够使人得到形象的认识,而‘速写’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社会批判”这个意思在胡风的报告文学理解中是占首位的。他在多处地方用到诸如“解剖”、“战斗性”、“锐敏的锋芒”、“相抗”等相近意思的词。而批判的实现,得建立在“不是经过综合或想象作用”的“形象侧面”的报告上。它有三特征:
    (1)它不写虚构的故事和综合的典型。它的主人公是现实的人物,它的事件是实在的事件。
    (2)它的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会现象的中心的人。
    (3)不描写无关的细节而攫取能够表现本质的要点。
    胡风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作了深人的探讨,在《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里,他告诉报告文学的作者,要“从繁杂的现象中间抓出那特殊的一点”,“应该从特殊的侧面反映全体,应该在一般的现象中间注重特别激动我们的事件”,他举例说,“与其详细地叙述堆积在车站的行李和拥挤着的人群,倒不如用力地写一写在那里被挤散了孩子的痛苦的母性。”这就是文学的取材眼光与表现手段—典型性、特殊性,关乎人类情感(用“心灵去画出场景”)。这样自有“作品的表现力”。
    概括起来说,胡风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是:(1)坚持社会批判;(2)有以真实性、社会性、本质性为基础的新闻品质;(3)富于表现力的文学品质。
    (二)茅盾:“其与‘小说’同为文学之一部门”。
    茅盾对“报告文学是什么”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该文发表于1937年《中流》杂志。
    “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道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但“报告”和“小说”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实有的“某一事件”和时间上的“立即”报道,而后者则是作家积聚下多少的生活体验,研究分析得了结论,借创作想象之力而给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说”的故事,大都是虚构,—不过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报告”则直须是真实的事件。
    在茅盾的眼里,报告文学是这样一种文体:它具有新闻性—立即报道生活中真实的关乎“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的事件,不容虚构;它具有文学性—“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它秉持“尖锐的批评”性—把对“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进行“解剖”、“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看作是“作家的主要任务”。“新闻性的获得,将报告文学同一般的文学文体作了区别;文学性(形象性)的设置,将报告文学与新闻文体作了分离;而批判性(论评性)的造就,就使报告文学从一般的新闻文体、文学文体中独立了出来。这样的文体,就是独具特性的报告文学。

    回望历史,1930年代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的认识,最突出、最一致的一点,是它的社会批判精神。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危险”即来自这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性。报告文学相比于其他文体,更需要作者肩负使命感、责任感,更需要作者直现现实,参与甚至干预生活。因此,报告文学作者也更应具有胆略和识见。我国作者在介绍基希的作品、推广报告文学这一新型文体时,首先确认的就是这种强烈的战斗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它已成为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成为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和写作规范。其次是新闻性,坚持真实,拒绝虚构;快速反映,讲究时效。但关于文学性则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胡风强调的是文学思维、文学表现力;茅盾则要求以“小说”的规范来规范报告文学。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就三次强调“小说必备”的“一切艺术条件”。茅盾是小说家,他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他与同是小说家的高尔基持相同观点)。从理论的视角看,也许对提升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境界,使之尽快与纯新闻文体剥离不无意义,但其局限在于,用“小说”规范取代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则无疑使“文学性”内涵逼仄和削弱了,因而会阻碍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表明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缺乏成熟的认知。
    二、1970年代的话语
    根据王晖的观点,1950-7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正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规范场之中,政治文化制导它的发展。前十七年,出现过由战地报告(抗美援朝)到工地报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设)、农村报告(生活变迁)的转换,其中写人(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蓬勃发展,并延续延安文学传统,以“歌颂”为主。“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曾露头角,但如昙花一现,随着反右斗争的到来,一大批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有过重要贡献的新老作家横遭迫害,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就此缺位。接着,“大跃进”高潮制造了一波一波的“伪报告文学”泡沫;进人“文革”十年,报告文学更跌人低谷,除三年没有一篇作品外,最后还沦为了“阴谋文学”的工具(如《西沙之战》、《大地的翅膀》等)。
    这一时期是“革命话语”“一元化”霸占,以“主旋律”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的时期。它不仅制导创作,同时也制导着总结创作的理论。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也不例外。《辞海》(1979)的解释可为代表:“报告文学,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也是速写、特写等的总称。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有文学创作‘轻骑兵’之称”。
    这个条目给我们如下信息:
    (1)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精神”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奴埠意识。
    (2)真实性受到削弱。既“为当前政治服务”,就逃不脱以“适当的艺术加工”方式扭曲客观本在事实。有学者称,十七年的报告文学都“遵循一种典型化的基本要求”进行写作,而“所谓典型化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取舍,二是夸张。而取舍的标准自然只能是为之服务的“政治”,而要“服务”好,夸张则是必要的“修辞手段”。
    (3)文体尚没独立。报告文学只是散文的一种,“速写、特写等的总称”。报告文学的名称曾一度消失,代之以“特写”(受苏联影响)。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不分,多有同一篇作品各归其类的现象,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等,既进新闻通讯选本(属新闻文体),又进散文特写选本(属文学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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